“近30年来，我国资本市场走过千山万水，已是今非昔比，我国股票、债券和期货市场规模体量已位居世界前列。资本市场成为促进资本形成的最重要的制度机制，资本形成机制也成为资本市场一个重要的功能与制度保障，也成为经济运行的一项重要基础。截至2018年底，3458家企业通过资本市场IPO及各种方式股权融资累计增加资本金13万亿元”。

　　中国证券业协会党委书记、执行副会长安青松近日在第230期中国保险大讲堂回顾了中国资本市场建立的一系列成就，同时也分析了当前IPO趋势。

　　安青松表示，现在改革当中要坚持IPO的常态化，不能因为股市一时的涨跌，就对IPO的节奏进行调控。

　　IPO常态化进行时

　　IPO发行速度快，二级市场便会跌？“这是市场形成的一种思维惯性。但是，从历史上9次暂停IPO和9次重启的市场表现来看，并没有直接的联系，或者说长期来看并不构成一个勾稽关系。”安青松称。

　　由于之前两年着重疏解堰塞湖，今年的排队企业曾一度保持在280家左右，目前IPO节奏进入到了较为稳定的区间。

　　今年1月至今，共有62家公司IPO过会，通过率为82.2%。根据最新数据，截至8月15日，共有485家待审待发，分别是沪主板179家，中小板100家，创业板196家。

　　2018年上半年，证监会发审委共审核111家公司的IPO申请，与之相比，今年IPO的审核速度似乎有所放缓，但相较去年较为特殊的是科创板的推出，目前已有28家企业在科创板顺利上市。

　　安青松表示，IPO暂停和重启，市场基本延续变更前趋势，一定程度上成为上涨和下跌的加速器。2016年开启IPO常态化，是理念上的重大变化。现在改革当中要坚持IPO的常态化。

　　事实上，自2017年初，市场对于IPO常态化便达成了普遍共识，不少机构均认为，IPO将在未来持续常态化。

　　一位来自华南地区的投行人士对记者表示，IPO发审会目前维持在一周2~3家企业的审核数量，“像2017年的审核速度估计短时间不会重现，当时为了解决堰塞湖，现在的审核数量是进入到了IPO常态化的合理区间。”

　　他还表示，对于投行来说，工作量并没有减少，不少大型投行的工作重心在科创板，所以只是看起来IPO项目减少，实则是从科创板和IPO两方面为A股输送“新鲜血液”。

　　另外，安青松还提到，未来需增加IPO标准的包容性、交易制度的流动性、再融资制度的便利性、股权激励制度的适当性、并购重组制度的灵活性等，提高资本市场制度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

　　进退需平衡

　　中国推动退市制度已有10年，但截至2018年底，通过退市制度退下来的公司只有55家。根据Wind数据，2015年至今，A股市场仅有23家企业退市，其中就有10家为吸收合并。另外，已经退市到老三板的企业还有8家。

　　新股发行数量则是退市家数的百倍，据第一财经记者不完全统计，2015年至今，首发企业共有1105家。

　　安青松表示，从全球主要资本市场退市情况来看，在成熟资本市场，上市公司退市是常态化现象。主要资本市场退市数量多于IPO数量。美国退市案例多，是有多元化、多维度的退市标准，而我国资本市场现在还是单一渠道的退市标准。相比较于美国的每年上百家企业退市，中国退市的企业少之又少。不过考虑到现实情况，每一家上市公司都有几万股东，轻易退市对社会带来的震荡和影响非常大。

　　安青松根据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情况提出了对目前IPO的思考，其中从四个方面提出完善退市机制的办法。

　　他认为，首先要畅通多元化退市渠道，形成“强制退、主动退、重组退、重整退”多元制度安排。

　　第二，安青松提出要设立多维度的退市标准。其中需要完善流动性指标，对于交易不活跃的上市公司给出退市警告，对投资者及时给出风险提示；还要完善合规性指标，除重大违法行为外，对于一些违法违规经营行为，也应对相关上市公司及时按照退市标准强制退市。

　　目前A股现有的强制退市标准强调“连续三年亏损”，但是随着科创板上市标准的多元化，应从“市值+营业收入”、“市值+营业收入+经营性现金流”、持续性净利润等方面设立与上市标准匹配的退市标准。

　　此外，在设立退市程序方面，安青松认为要设置退市委员会决策机制、给予当事人合理的救济途径和救济手段，维护其正当的程序保障权利，保障当事人的基本权利。最后，要明确退市过程中的重要相关环节，即停牌、退市风险警示、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等。

　　最后，安青松表示还需健全投资者保护制度，当出现退市事件时，在保障范围内给予其投资者一定的补偿，以减少投资者因此所遭受的经济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