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均衡论”和单一的时间域外，传统经济学理论无法回答的另一个问题是经济活动的理性代理人。在过去的30年中，行为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中发展最快的流派之一。它所集中攻击的，就是传统经济学理论中的理性代理人模式。丹尼尔·卡内曼是一位心理学家，行为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他2002年获得了诺贝尔奖。卡内曼说过，传统经济学的理性模式之所以失败，就在于世界上不存在它所需要的那种人脑。这种模式要求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在瞬刻之间都能够理性地分析和把握市场中发生的所有事情。这在现实中是无法实现的。股市是一个利益汇集的争斗场所，正如詹姆斯·蒙提尔在他的《行为投资学》中指出的，要想理解大脑在作出投资决定时的活动，就必须懂得，在这个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是情感而不是理性。交易者和投资者作为整体在长时期后或许会得出一个理性的共识，但是，在得到这个共识之前，市场可能已经在过度投机或恐慌抛售中遭到无法挽回的打击。

　　由于理性和非理性活动的交织以及“羊群效应”的存在，在股市中我们就有了两个问题。第一，应当有一定的手段来减小非理性活动的幅度；第二，应当有一定的工具对由非理性活动而带来的市场波动进行预测。在这两方面，股指期货以及其他衍生品就是应运而生的工具。

　　股指期货可以用来减小市场波动的幅度，这是因为，首先，衍生品市场交易成本比较低，反映信息比股市要快；其次，由于衍生品的交易速度快、履约有期限、保证金每天必须根据市场价格的变化进行调整，以及输赢数目巨大等原因，衍生品交易者对市场的研究比股票交易者一般要更为深入和认真；第三，期货市场是对未来的股指价值定价，同股指的现价有时间上的差距，所以期货的交易对股市的价格运动可以起到一定的指导和制约的作用；第四，股指期货可以起到套保作用，将价格锁定在一定的价位上。由于这些原因，衍生品交易者就有了根据自己的预期同市场的波动相抗衡的工具。

　　通过高流动的期权交易，人们甚至能够依靠期权定价公式，使用反向金融工程的方法，计算出波动率指数，揭示出交易者在对市场近期内波动性的预期。芝加哥期权交易所期权波动率指数(VIX)就是这样的一种工具。波动率是交易者对市场短期内价格变化幅度的预期。因为在期权定价公式中，除了波动率之外，其他的用来计算期权价格的变量，像股票的价格、利率、股息和到期的时间等，都是已知的。在期权成交之后，期权的价格成了已知的，于是，就可以使用所有这些已知的变量，倒推出近期内人们对市场波动率的预期。这是满足了上面所说的对市场波动有所预测的需要。

　　传统经济学理论还有一个缺陷，就是认为市场自身有能力完整地吸收各方面的信息，将它们优化地综合到一个价格里。这种假设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2007年的诺贝尔奖授给了创建“机制设计理论”的三位经济学家。这个理论就是对传统经济学理论在这方面的一个修正，机制设计理论指出，自从亚当·史密斯以来，经济学家就一直在说，在理想的条件下，市场作为无形的手，有能力综合各种信息，有效地配置有限的资源，但是，事实上，如果没有人为的有意识的干涉，市场本身并不具备对信息自动完整吸收的理想条件。

　　实验经济学的开创者弗农·史密斯是另一位诺贝尔奖的得主(2002)。根据他的分析，传统经济学所说的那种通过反复交易以达到均衡状态，从而自动实现完整的信息综合，在实践中是不存在的。实践中所实现的均衡，往往是建立在对信息吸收的非完善的水平上。威廉·夏普在1990年因为他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式”(CAPM)获得诺贝尔奖。2007年，他在《投资者和市场》一书中指出，许多投资者购买某个产品，其动机并不是因为反映在产品价格中的信息，他们所选择这些产品的理由同理论上的平均投资者所选择的理由并不相同。换句话说，每个人接触的信息有他们自己的片面性，股票价格反映了市场的综合信息，但这样的综合并不一定是最优化的综合，也就是说，在没有充分吸收所有可以吸收的信息之前，股票的价格已经形成了。

　　股票价格是建立在非优化的信息综合之上的，这是靠股市本身所无法克服的局限。它的克服需要衍生工具的运作。资金管理者在实现高于平均回报的阿尔法效益方面，是离不开衍生品这个工具的。

　　一个高效率的市场是一个对信息反应迅速的市场。马克维兹最近说过，他对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已经不再有信心，因为这样的理论解释不了市场在短期内的活动。事实上，无论你对市场的长期方向看得有多准，短期内市场的大幅度波动都有可能给你的投资带来致命的损伤。光有股市的交易，还无法做到对市场信息作出迅速有效的反应，及时优化投资行为和规避预期风险。衍生品并不只是一种起帮助作用的工具。它们是实施以控制风险为主旨的投资理念所必不可少的主流载体。

　　金融资产的补缺

　　从微观上看，金融衍生品似乎只是一种可有可无的辅助工具。罗伯特·威利是杜克大学的金融学教授，也是金融衍生品方面首屈一指的专家。在他的2006年的《衍生品》这部巨著里，他就说过，衍生品合约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的交易成本低，而且可以绕过标的资产市场中的某些限制。由于这两种特性，再加上它们是重复资产，所以在管理预期回报和风险方面就成了极为强大的工具。不过，在这种意义上，如果不计较交易成本和运作效率的话，你可以直接使用标的资产而不是衍生品合约来管理资产。

　　从宏观上看，事情就不一样了。在今天的世界金融体系里，衍生品合约已经成为巨大的资产载体，代表着巨额的金融财富。衍生品是重复资产而不是虚拟资产。衍生品合约本身是没有价值，但是，它代表了合约双方以契约形式确认的标的物的价值。如果履约，合约的义务承担者就必须支付这样的价值。即使这些合约所代表的价值大出所有标的资产的价值总和，它们还是代表了实实在在的金融合约义务。美国的各种股票指数管理着15万亿美元的美国股市的市值，商业指数基金管理下的资产到2006年已经到达3700亿美元。许多指数基金的资产是以衍生品合约的形式持有的。这并不等于说这些基金客户持有的这部分资产是虚拟的。就拿美国最近金融风波中的以次级房贷为基础的衍生品合约来说。这些衍生品合约的履约使得有些投资银行亏损了几十亿美元，而有的对冲基金经理一个人就拿了37亿美元回家。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钱。世界上最大的金融衍生品其实是货币。货币本身是没有任何价值的，但是用货币进行交易的双方都承认它所代表的标的价值。如果从这样的角度来看问题的话，那么就可以看到，一个没有衍生品交易的金融体系在它的金融资产方面是有巨大空缺的。

　　衍生品合约所以能够构成这一个相对独立的世界，在很多情况下是因为这些财富只有用衍生品的形式才能捕捉得住。有的时候只能通过衍生品的交易才能进行风险和财富的转移。在美国的次级房贷风波之后，信用衍生品按理说应当是人人喊打的产品，可是，同这种预期相左，信用衍生品在全球的总持仓量仍然在持续增长，从前年年底的34万亿美元上升到去年年底的62万亿美元。这是因为信用领域里有的风险只有通过这类产品才能有效地得到转移。

　　在资本市场里，股指期货和期权也起到了相似的作用。股指衍生品捕捉住了两个没有这样的衍生品就无法具体体现的世界。一个是作为整体的股市；另一个是与股市相应的保险市场。

　　用指数来总结市场无疑是现代金融理论中最大的创新之一。股市作为一个整体，它的运动特征和风险属性并不等于将所有单股的运动特征和风险属性加在一起。也就是说，在这里，1加1并不等于2。股市作为一个整体，对新闻、政治和经济事件的反应，表现出不少用单股的集合体解释不了的特性。

　　夏普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式”(CAPM)至今仍然是为资金管理者普遍奉行的模式。这个模式的本质特征是将注意力集中在风险而不是回报上。在这个模式里，一个投资组合的风险取决于这个投资组合对市场作为整体的暴露面，而不是这个市场的可以分散化的个体构成部分的集成。

　　约翰·博格尔是诺贝尔奖得主保尔·萨缪尔森的学生，也是全球第一个指数共有基金“先锋基金”的创始人。他去年写过一本畅销书，叫做《用常识投资》。他在其中说道，如果你想要在市场回报中得到公平的份额，那么就投资在指数里。因为指数基金是所有股票构成最大的投资组合，它所面临的只有整个股市的系统风险。

　　无论是想把整个股市作为一个投资组合，或者是想要规避股市作为整体而面临的风险，都需要有可以代表整个股市的交易工具。在同一时刻买进或卖出所有的股票这种做法在实践上是不可行的。ETF是基于指数概念而产生的股票交易，不过，由于它的实物结算的特性以及不具备衍生产品上述的各种特性，在代表整个股市方面，它不具备股指期货和期权的概括力和灵活性。

　　股指期货市场作为一个整体，为股市作为一个整体提供了一个保险市场。将衍生品市场作为风险转移的手段，在成熟的资本市场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实践。在世界500强企业中有92%以上的公司是使用衍生品来化解风险的。克里斯多弗·卡尔普是芝加哥大学的金融学教授，也是诺贝尔奖得主默顿·米勒的学生与合作者。他在《风险转移：理论和实践中的衍生品》一书中指出，一个能动的完整的市场是一个具备有效的风险规避手段的市场。他甚至说，对一个公司来说，在应当使用衍生品的时候没有使用它们，这才是衍生品带来的最大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