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市引起的激动很快变成了迟疑。迟疑者，疑从迟来之谓也。

　　反救市的精英谢国忠就是这样说的。他说：现在救市，救的到底是谁？

　　在谢国忠看来，大小非解禁的总量超过所有流通股。如果政府救市，大小非卖出冲击股市将极大地损害投资者利益。幸亏在谢国忠说这话之前，证监会已经出台了规范大小非减持的政策性文件。毕竟有拦截大小非的篱笆筑在了先，随后出台的下调印花税即使无法一举救被套的散户于水火，至少可以避免了搭救大小非之嫌。谢国忠无话可说，只好改口承认：“中国的印花税在国际上来说都是最高的，之前的提高是由于股市泡沫比较大，目前调低是正常的。”

　　但中欧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却坚决不改口。他不但继续反对救市，而且还认为，此次下调印花税是“错上加错”。如果许小年仅仅只是像北大教授霍德明一样反对把印花税当作调控市场的工具，那倒并不是让人不能理解的。但是，非常奇怪，既然他也承认“去年‘5·30’上调印花税率本来就是错的”，那么，为什么“现在又来根据市场情况降低印花税率”就成了“错上加错”呢？难道就因为原来错了，现在就连纠错改错也不行了吗？

　　曾经坚决反对下调印花税的霍德明有过一个解释。他说：“基本宏观政策定下来以来，股市收缩是必然结果。既然政策这样定了，股民希望政府用政策来救市，政府应该是很难兼顾的。”“投资者应该具备相应的承担能力。”

　　这等于是说，不管政策市对市场的行政调控是对是错，市场都只能将错就错，逆来顺受。

　　那些借市场化的名义反救市的人们并不是一概反对政策市，而是有选择性的。符合他们的利益或逻辑，哪怕政策市也是对的，否则，越是向市场化方向的回归，反而越是容易招致非市场化的非议。说穿了，他们所竭力维护的并不是真正的市场化，而是既得利益者或者说权贵资本主义市场化。

　　我们并不否认，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市场还没有找到一种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方法。但是，在公平不公平的问题上升为当前市场的主要矛盾的时候，为了维护大多数投资者的利益就不能不对原来的既得利益者特别是权贵资本主义有所限制。这就是正义。问题是，对于中国股市来说，正义的觉醒未免晚得太多。

　　事实上，几乎所有的正义都是相对于非正义而产生的，也就是说，正义通常总是迟到的。如果正义都因为迟到了而干脆不到，试想还有正义吗？

　　迟到的正义当然不是没有缺陷，最大的缺陷就是迟到。由于它的迟到，也就难免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救市利好出台后获利盘的套现表明，弱势群体得到的好处不仅受到信息不对称的限制，而且实际上也许还未必比得上强势的既得利益者。但是，对于大多数投资者来说，幸免于崩盘之难已经是天大的幸事，更何况，如果原来的政策偏颇真正能够纠正过来，还怕没有更多的公平吗？迟到的正义也是一种前进的姿态，而绝不是倒退。

　　迟到的正义也是正义。这难道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