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管理层在对待市场的理念上从“政策市”的误区走入了另一个误区，该交给市场处理的问题用政策市，该履行监管职能的时候又怕被说成政策市，该监管的不监管，管理层这种理念的扭曲已经成为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中最致命的“短板”。

　　证监会希望投资者形成长期投资理念，但对于一个暴起暴跌的市场，投资者最不理性的选择恰恰是长期持有。特别是，证监会更不应该担心自己和“政策市”有染而对资本市场不合理的制度规则漠然置之。显然，一个冷漠的管理层绝不代表其具有先进的市场理念，而对市场的主动呵护亦绝不可能和政府的粗暴干预简单雷同。

　　——马光远：《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证监会》(《南方都市报》)

　　在思考中国乡村、中国原住民地区的生态问题和发展问题时，我们必须尊重地方传统生活方式的价值，比如当地老百姓祖祖辈辈保留下来的日常生活方式，这里头是深植着文化价值的，而绝不能仅仅着眼在权利上。地方的文化价值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如他们对自然的崇敬对我们有没有意义？我当然赞成捍卫他们的权利，我也在这方面作了斗争。但是，在话语和理论的层面，必须澄清这一点。

　　——汪晖：《环保是未来的“大政治”》(《绿叶》)

　　无论是中央权力进一步集中，扩大，还是各部门权力的增加或缩小，在权责对等的前提下，所有改革的政治成本与政治风险将最小。

　　此次机构改革所谓的权力之争、利益之争，归根到底还是“免责之争”。广东申请“区域协调发展配套改革试验区”，深圳申请试点“行政三分”，只要“责随权走”，“权带责下”，也未尝不可。但我们扪心自问：我们向中央提出申请的时候，我们想得更多的是什么？责？权？利？

　　——熊平：《不怕权力大就怕责任小》(天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