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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肃再次撰文叫板:郎咸平的“真实”与“谎言”

www.cnfol.com  2006年02月13日 08:44  经济观察报  李肃
  国有资产局部流失≠改革失败

  郎咸平:国企改制中的国资流失说明:国企改革失败,25年的国企改革损害了多数人的利益,富了极少数人,大多数人承担了改革成本。

  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开始的中国改革,是在改革与开放、发展与调整两个领域同时展开的。当时,闭关自守的计划经济与斯大林模式的国有经济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增长缓慢与产业结构失调并存,人民生活普遍处于贫困状况。在这一背景下,中共中央实行改革开放,通过四次较大的体制变革,推动了经济结构的全面调整和经济增长的大幅度提升。

  1980年代中后期,承包制改革从农村扩展到城市,放权让利调动了中国企业的积极性,也使行政权力条块分割的国有企业开始分化与重组。此时提出的横向经济联合,就是要解决国有与国有之间的资产重组问题,优势国企开始并购劣势国企。

  到1990年,弱势国企的资产流动日趋顺畅,主管机关的行政障碍逐渐转化为行政推力,国有资产在重组过程中的贬值渐成惯例,形成了国有体制之间第一次“流失”潮,但正是这一次“流失”过程,将中国经济由短缺推向了平衡与过剩。

  1990年代初期,小平南巡,沿海开放,浦东开发,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推出,刺激了全国范围的开发区热和外资进入潮,以1993年外资直接投资超过100亿为标志,各地政府用土地低价、无价转让、合资合营的资产评估和税收减免的多重优惠吸引外商,形成了国有资产和政府资源的第二次“流失”潮。这次“流失”过程,使中国成为吸引外资第一大国,中国经济的全球化全面加速。

  1990年代中期,宏观调控导致经济收缩,对城市国有经济产生了巨大压力,地方政府的职能重心从投资经营国有资产转向职工的下岗、分流、安置。国企转让渐成潮流。民营企业尚无财力基础,地方国企改制的主导方式,是将产权受让给经营者与员工,从县级到地市级递次推进,形成了我国国有资产的第三次“流失”潮。这种“卖光”式的改制,由于本地域范围的企业攀比,大体遵循统一的转让原则,多数地方政府在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完成了政府职能的转变。

  1990年代后期,中国民营企业沿着三个方向迅速崛起,一是珠三角与长三角等地的制造型民企,从“挖”国有人才起步,向低成本、外向型发展,加速了国有人力资源和市场能力的流失;二是外贸型、市场型民企接收弱势国企,进行企业功能的互补性对接,大批无生存空间的国企向民企流失;三是地产型、金融型民企面对原有行业的波动开始转型,对优势国企实施兼购。

  这是一场复杂而又极其壮观的产业整合与资产重组,我们身处其中,直接体会到一次次重组对生产力的解放。这就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第四次国企“流失”潮。正是这次“流失”,使中国经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综合国力得到大幅度提升,2005年国民生产总值超过法国,2006年将超过英国,如果汇率再稍作调整,国民生产总值赶超德国也近在咫尺,中国经济的发展态势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对周边邻国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攀升。

  而郎咸平教授从国有资产的局部流失推论出国企改革的全面失败,在宏观和微观层面上都犯了舍本求末的逻辑错误。

  在宏观层面上,郎咸平只看到了局部表面现象,而忽视了整体发展态势。中国2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与美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历史一样,是不平衡的经济结构向平衡的经济结构的转化过程,它必定伴随着低效、无效的资产向高效企业的转移,而原有的资产价值尺度必定在转移过程中有贬有升,既有必然性的“流失”,又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组增值。在此过程中,中国经济一直沿着生产力进一步解放、资源配置进一步合理、社会效率进一步提高的方向努力。在微观层面上,郎咸平使用的财务技术工具过于狭窄。任何一个具有实际操作经验的财务人员都知道,判断资产价值的方法多种多样,净值法只是方法之一。198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支重要的财务理论学派——平衡计分卡,将狭义的财务技术方法向广义的财务价值理论转变,认为静态的财务技术评估已不适合对现代企业的价值判断,因此,在企业评价过程中引入大量其他因素,如企业掌握的客户资源、无形资产、核心技术和企业家团队等。这种评价和传统财务技术评价完全不同,企业的市场价值和账面价值有着巨大的差异。

  毫无疑问,在国有资产转让过程中,仅仅使用净值法的惟一尺度进行评价,存在极大的局限性。

  “国进民退”的荒诞

  郎咸平:中国的产权改革方向存在错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联合起来正在合法吞噬国有资产。我不赞成民营化,不赞成非国有化改革,还有所谓的MBO。MBO是一个最可恶的盗窃国有财产的办法。在现阶段,中国要维持社会稳定,资产不能转移到私人资本家手中。国有企业应该是中国经济的主流,这是民心之所向。

  20年前我是国有企业的绝对拥护者,当时我写了大量文章,探讨中国国企有没有可能学习日本与韩国,并在公有制框架下产生中国的“日立”和“松下”,参与国际竞争。但从1989年开始,我的这一观点逐渐发生转变。

  1989年,我去温州参加一个中国民营经济研讨会,对家庭作坊式的温州民营企业进行了考察,对它们的成本体系和销售体系进行了研究。当时,温州有10万销售大军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灵活营销,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这些作坊式的民营企业,迟早会凭借成本优势取代国有企业,未来10年内,它们将在中国经济中占据重要的位置。

  五六年后,我再去温州等地时,民营企业已大规模进入制造领域,用低成本的优势蚕食和替代城市国有工业,完成了中国制造能力的区位转移和所有制变迁。今天的浙江,已经出现了上百家世界第一、中国第一的制造企业,在投资效率、管理机制和发展动力等方面,民营企业也有了本质的提高。国际大基金和投行——如华平基金等——都在关注这些企业,并进入江浙一带投资,推动着中国民营经济的国际化提升。

  因此,民营化是中国企业改革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历史的和逻辑的双重选择。

  从郎咸平的一系列观点中可以看出,他对民营企业的发展趋势几乎一无所知,所以不能辨证的、动态的分析问题和研究问题。不仅如此,郎咸平对中国国企改革也知之甚少。

  中国的国企改革是一个复杂过程,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进行了不同的探索,而中国企业家在其中扮演过许多不同的角色,承担了不同的历史责任。

  1980年代,国企的企业家是国有大家庭的长子,在承包制中自立门户,自主经营。到了1990年代,国企面临空前困境,员工下岗分流,企业家扮演着无奈的“奶妈”角色。也就是在此时,国企改革启动,重点是推进上市融资解困与企业改制转型,解决地方政府的功能定位与国有企业再造。这时的企业家,着力于推动企业上市融资,一方面寻找投资合伙人,另一方面寻找施压约束人——其上市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彻底摆脱政府的行政干预。

  中国的国企改制分三种情况:一种是地方政府为了国有经济的彻底退出而进行的制度安排,一种是生存能力渐失或上市后难耐资本压力的主动转让,还有一种是完全竞争性行业的优质国企产权转让。企业家在此过程中,要么是被动的接盘人,要么是寻找外部接盘人,要么是争当接盘人。

  地方国企经过20多年的改革,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现象:一边是困难企业——政府的头等大事是通过改制将这些负担甩掉;另一边则是市场化程度极高的优质国企——这类企业数量有限,主要靠企业家团队与员工的共同努力创业而来,在准民营机制下经营多年,政府对这些企业的贡献很小。因此,这些企业进行带有MBO色彩的改制,本无可厚非。

  这期间,徐工集团的案例极为典型。当时江苏省提出转让徐工集团,在国内外引起轰动。我们经过调研后得出结论:徐州政府很难管好徐工,不改制就很难进一步解放生产力。

  这时国退民进有三个选择:要么给强大的跨国公司,要么给灵活的民营企业,要么推动经营者MBO。徐工长期与各大跨国公司合资,具备一定的全球竞争力,企业上上下下都不愿让国外公司吞并自己的品牌,而中国的民营企业与职业经理人一样,在大公司收购中存在金融瓶颈。因此,需要为这样一个拥有优秀企业家团队的优秀企业提供金融支持,只要有金融支持,MBO就是一种最佳的选择。因此,MBO的关键问题既不是国企方向之争,也不是评估尺度之争,而是怎样在改革中遵循平等竞争加特殊优惠的统一规则。

  所谓平等竞争,一是要允许不同竞争者平等进入,二是金融环境能够为职业经理人提供平等的金融支持。所谓特殊优惠,一是要对优秀经营团队给予政策上的支持,二是要建立决策优惠条款的合理机制。中国的一家企业在收购国际大公司过程中,就遇到内部人从银行贷款,以远低于中方的价格买走公司的案例——这就是平等竞争中的优惠政策,对我们的震动很大。

  那么,国有经济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到底应起什么作用?斯大林社会主义理论认为,国有代表全民,是计划经济的基础。但是,国有经济的最大问题是低效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计划经济国家纷纷推进国企改革与改制。

  国际上对国有经济的功能定位有四种模式:一是英国工党实行过的福利模式,这些国企主要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后来被撒切尔卖掉了;二是美国主张的公共事业政府投资,但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成熟,几乎所有的公共事业都可以民营化了;三是法国尝试的收购衰退大公司,经过扶持提高竞争力后再重新上市;四是新加坡的淡马锡和新政投,其基本特征是金融性控股公司,类似于政府创办的两只产业基金。目前,中国的国有经济究竟如何定位,正面临着艰难的抉择。

  现阶段,中国的央企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国家垄断资源的石油、电信、电力等产业巨头,在特定的条件下成长壮大;二是靠经营者个人能力扩张而来的新国企;三是从垄断走向市场然后衰败的“烂国企”。与地方国企相比,央企改革的深度和速度明显滞后,在国际竞争中遭遇的政治抵制不可忽视。怎样确定央企的进退战略,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但是,它不应该是意识形态和道德层面的问题——民粹主义从来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反而会把问题弄得更糟。这是中国改革早已证明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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